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访中国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张维
发表时间：2026/04/26 00:00:00 浏览次数：177
张维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钢琴表演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钢琴学会理事，泰国吞武里大学亚洲国际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后经国家公派赴俄罗斯莫斯科学习。曾师从于张眉、陈朗江、林振刚、巢志珏、伊莲娜·克拉索夫斯卡娅、那勿姆·施达克曼等国内外教授。
1994年开始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98年担任音乐教育系钢琴教研室副主任，2001年参与筹建钢琴系。作为教师，他培养了大批的钢琴人才,他的学生参加了各类钢琴比赛,并且取得优异成绩，曾被学院授予“三育人优秀教师”“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专业课教师”等称号，并且在国内众多城市开展了教学讲座和专家课。国家大剧院两次邀请他在《经典艺术讲堂》作专题讲座和演奏。他也受到韩国连川DMZ国际音乐节、德国瓦森伯格钢琴夏令营、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艺术节的邀请，作为特邀教授在活动中讲授大师班课与钢琴课。
他的演奏活动遍及国内外,曾在上海、北京、沈阳、天津、石家庄、宁波、澳门、新加坡、韩国首尔、越南、澳大利亚、莫斯科等举办过音乐会，并获好评。他录制了不同时期、风格的钢琴作品（CD、DVD），同时也在《人民音乐》《艺术评论》《钢琴艺术》等刊物发表文章。
他曾担任国内外诸多钢琴比赛的评委，比如CCTV第2届、第3届全国钢琴、小提琴大赛评委；第5届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评委；第一届全国音乐院校钢琴比赛评委；全国九大音乐学院“雅马哈杯”学院大奖评委；中国“施坦威”大赛总决赛评委;亚洲钢琴公开比赛特邀评委；“洞听黄龙”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等。
从小到大都很优秀
谈及张维老师的学琴经历，他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出生在文艺家庭，深受家庭影响，从小就接触到音乐，也对音乐很感兴趣。他回忆道：“学琴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并且我自己喜欢弹钢琴。记得钢琴刚刚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很长时间都舍不得下来。最早妈妈是想让我跟舅舅学小提琴，但上过一次课后发现不太喜欢，我还是想学钢琴，妈妈也只好放弃小提琴，让我练钢琴了。与现在的琴童相比，我并不觉得练琴枯燥。我的小学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子弟学校度过的。那时厂里经常需要小孩子的配音，作为文艺骨干，我经常被叫去配音，同学们就特别羡慕我。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另外，妈妈所在的长影乐团也会为我们这些孩子开音乐会，我们也经常参加。所以说我小时候音乐环境相对比较好，这也是我能继续学习音乐的先天优势吧。”
老师带给我的幸运
古诗有云：“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张维正是如此。他一直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幸运，幸运地遇到了那些负责任的、高水准的老师。“我的启蒙恩师是谭莹老师，她是钢琴家赵胤胤的母亲，我跟随她学习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后来谭老师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被调到星海音乐学院，我就跟张眉老师学习。张眉老师是一位童子功很深的老师，也是一位指挥家。她对我很严格，我在她的教导下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后，便由陈朗江、林振纲老师夫妻二人带我，从初一一直到高三，他两人虽然是大学老师，但对我总是很有耐心地指导与严格要求，也多亏遇到了他们。”张老师说。
除了老师的悉心栽培，张维对音乐也是极为投入与执着。那时，为了准备升学考试，在林老师的要求下，张维为放寒假都没回家，就在学院的琴房坚持练琴。当时条件很艰苦，最难熬的是在琴房练琴没有暖气，特别冷。就这样，他每天上午9点开始练琴，直到下午5点才结束。每天练完琴，老师还会给他上两个小时的专业课，那个阶段提升特别快。后来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老师是巢志珏老师，当时钢琴系的副主任，也是出了名的好老师。张维说：“巢老师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音乐上，都很有德。包括后来我在俄罗斯留学，伊莲娜·克拉索夫斯卡娅、那勿姆·施达克曼老师们，对我们再专业上没有一点私心，免费给我们上了好多次课，这种精神让我很受感动，对我后来走向教师道路的影响很大。”
“后来者”更努力
因为家庭的影响，张维一直期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位专业音乐教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衡量再三，他还是选择了来到中国音乐学院，那时也正是中国音乐学院求贤若渴的时期。
在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几年后，学校要成立钢琴系，张维参与了筹建工作。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两所学校相比，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成立算是比较晚的，所以张维等人在向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还与不同专业的骨干积极交流，团结师资队伍，而且不断吸纳很多优秀学生和优良资源。比如为了举办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张维同钢琴系的其他老师，已经有十几个国庆假期没有好好地享受过了，并且总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到各个环节中，他们既要当司机，还要去订餐、摄像、录音、推钢琴、贴各种条幅。谈及为什么这么努力，张维老师笑着说：“举办这个国际钢琴艺术节，就是为了搭建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把这些国际一流的理念带到我们同学的身边，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很多同学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肩负宣传中国文化的使命
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除了传授专业，张维还会尽可能地用学术活动宣传中国文化。他说：“我们希望给大家营造一个很好的国际国内交流的大环境和氛围。我们有一个活动叫‘中国印象’，是个官方的活动，每年带着学生出国去演出，我们已经走了好多国家，像奥地利、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今年是意大利，明年我们去德国。因为我们是中国音乐学院嘛，还承载着一些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使命。今年，我们的意大利之旅收获很大，不仅去了意大利的4个城市，跟4所学校合作，演了3场中国钢琴作品，而且受威尔第音乐学院、乌迪内音乐学院、威尼斯音乐学院、罗马的塞斯蒂音乐学院等欧洲老牌且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邀请参与演出，还跟名校的校长、钢琴系主任做了很多交流。同时，我们也给他们送了好多中国作品的谱子、CD，展示了我国钢琴发展的百年历史。
我们的王黎光院长也提出了12字的办学方针：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办学方针。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音乐学院怎么会有西洋乐器专业呢？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我们可以站在民族的、自身责任的角度，要有责任感，不能完全忘了本。但同时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吸取钢琴文化的精髓。比如俄罗斯，他们音乐的发展不是把三角琴这些民族乐器推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而是这些钢琴大师、小提琴大师、指挥家、作曲家对他们的民族种文化高度没有异议，所以我觉得恰恰是钢琴、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更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传扬出去，能够创造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我们演奏家、音乐家的培养，包括我们作品的积累、发掘、弘扬，这都是我们身上的责任。通过钢琴去弹奏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作品，在老外看来可能会比通过中国传统的乐器的演奏更加容易适应，所以经过我们在国外很多次演出的经历，我们在选曲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学东西不能太功利
众所周知，虽然我国钢琴琴童多，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音乐素养就高。张维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很大，但音乐人口，甚至说古典音乐的人口或者说钢琴的铁杆粉丝人数太少了。在我国，虽然说钢琴有百年的历史了，但古典音乐文化仅限在几个大城市，分布很不均衡。我们有时候带学生出去演出，可能就是那里的第一场专业的钢琴音乐会。其实，这些城市论条件，都可以听知名演奏家的音乐会，比如承德，离北京这么近，却没有举办过专业的音乐会。其实说白了，大家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是什么，钢琴是什么，虽然我国的钢琴产量很高，但真正懂钢琴、会弹钢琴的人太少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张维认为是功利心在作祟。比如现在考级、比赛潮依然很热，或者很多家长让孩子学琴，是为了开发智力、增加修养，但是怎么学、学什么家长并不太关心，就觉得花钱了就完成家长的义务了，完全不知道音乐能给人带来什么。同时，音乐教育的模式缺乏专业性、规范性，音乐教育鱼龙混杂，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有的老师甚至完全不会教，但也没有人管。对此，张维深表担忧。
我的孩子“很不幸”
张维老师的儿子也是他的学生。都说自己的孩子教不了，但是张老师却不这样认为，反而在教儿子的过程中给了他很多启发与感触。“我的孩子4岁开始学钢琴，很乖，还学小提琴，他也没有觉得苦。任何事情的成功不都需要投入和坚持吗？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很快乐、很轻松的，你恰恰是认识到它的内容，你学进去、有兴趣了，才能感受到快乐。但作为老师、家长，你首先要知道快乐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往往有的老师将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简单化、细致化，这样容易让学生找到一些乐趣，而不是一味地去训：你为什么不懂？你为什么不会？实际上可能是老师没有很好地讲清楚，往往这也是我们教学中的问题。目前很欠缺的就是如何让孩子们更好地体验音乐，让他们去展示或者说是交流这样的机会，因此，要让孩子们多上台演奏，而不是一味地考级拿证书。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考级，因为它已经产业化了。我觉得任何事情，形式是一方面，内容更重要。”张老师说。
抛开教师的身份，作为一位琴童的父亲，张维也有不少育儿经验值得分享。他说：“我的孩子可能在很多孩子当中是比较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的一个。幸运的是我们家两个钢琴老师，不幸的是他学钢琴的时候不能出错，错一点点我们俩人同时就喊‘不对’，一点也不能错。他在男孩子里面算是比较能坐得住的，4岁左右就开始简单地弹琴，不到4岁半就正式学琴。同时，他很喜欢听音乐会、歌剧等，前几天我带他去国家大剧院听歌剧，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坐不住，一直从头看到尾。我觉得可以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让孩子沉浸在音乐氛围中。因为现在的条件太好了。现在手机上、QQ音乐、虾米音乐上一搜索，乐谱全都出来了，全都是免费的，而且你还可以选择音质，有一个稍微好点的耳机就可以了。我上学的时候条件还不太好，假如想听一部音乐作品就要去图书馆查阅卡片，而且全是英文，查完之后去视听室听，都说那些黑胶唱片或老式的盒带，音质差，完全听不清楚。我现在就是特别想给基层的老师灌输一些意识：环境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听音乐的习惯。”
教师的责任重大
张维老师参与过很多社会音乐活动，接触过很多老师，所以他特别关注基础教育师资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比赛，有的孩子弹的曲子特别大，但是弹得完全不对，错音一大堆就来比赛了，说明老师根本没有在音乐上给他们把好关，其实就是师资的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考级，以前我没怎么参与过，后来我做了一些老师的培训，把我吓坏了。辛苦准备了好几天的演讲，他们根本没听懂，然而内容都是最基本的。我认为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源情况，我们的基数是很大，但实际情况确实不太理想。基数太大，师资跟不上，就会有一些人‘无证上岗’，完全没有资质的人浑水摸鱼。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感觉无所谓，反正已经花钱了，不管学成什么样子、弹得对与不对并不在乎。以前我觉得这种讲学太麻烦了，没有必要，但现在我不推脱了。作为高校专业的教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还是要发出点声音，更要跟我们的同行保持交流、沟通。”
在一些钢琴大赛，特别是令人记忆犹新的“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上，总能见到张维老师和蔼、胖胖的身影。然而，在他的背后有着沉甸甸的对音乐教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关注着中国琴童的发展，还积极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后经国家公派赴俄罗斯莫斯科学习。曾师从于张眉、陈朗江、林振刚、巢志珏、伊莲娜·克拉索夫斯卡娅、那勿姆·施达克曼等国内外教授。
1994年开始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98年担任音乐教育系钢琴教研室副主任，2001年参与筹建钢琴系。作为教师，他培养了大批的钢琴人才,他的学生参加了各类钢琴比赛,并且取得优异成绩，曾被学院授予“三育人优秀教师”“我心目中最优秀的专业课教师”等称号，并且在国内众多城市开展了教学讲座和专家课。国家大剧院两次邀请他在《经典艺术讲堂》作专题讲座和演奏。他也受到韩国连川DMZ国际音乐节、德国瓦森伯格钢琴夏令营、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艺术节的邀请，作为特邀教授在活动中讲授大师班课与钢琴课。
他的演奏活动遍及国内外,曾在上海、北京、沈阳、天津、石家庄、宁波、澳门、新加坡、韩国首尔、越南、澳大利亚、莫斯科等举办过音乐会，并获好评。他录制了不同时期、风格的钢琴作品（CD、DVD），同时也在《人民音乐》《艺术评论》《钢琴艺术》等刊物发表文章。
他曾担任国内外诸多钢琴比赛的评委，比如CCTV第2届、第3届全国钢琴、小提琴大赛评委；第5届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评委；第一届全国音乐院校钢琴比赛评委；全国九大音乐学院“雅马哈杯”学院大奖评委；中国“施坦威”大赛总决赛评委;亚洲钢琴公开比赛特邀评委；“洞听黄龙”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等。
从小到大都很优秀
谈及张维老师的学琴经历，他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出生在文艺家庭，深受家庭影响，从小就接触到音乐，也对音乐很感兴趣。他回忆道：“学琴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并且我自己喜欢弹钢琴。记得钢琴刚刚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坐在上面很长时间都舍不得下来。最早妈妈是想让我跟舅舅学小提琴，但上过一次课后发现不太喜欢，我还是想学钢琴，妈妈也只好放弃小提琴，让我练钢琴了。与现在的琴童相比，我并不觉得练琴枯燥。我的小学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子弟学校度过的。那时厂里经常需要小孩子的配音，作为文艺骨干，我经常被叫去配音，同学们就特别羡慕我。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另外，妈妈所在的长影乐团也会为我们这些孩子开音乐会，我们也经常参加。所以说我小时候音乐环境相对比较好，这也是我能继续学习音乐的先天优势吧。”
老师带给我的幸运
古诗有云：“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张维正是如此。他一直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幸运，幸运地遇到了那些负责任的、高水准的老师。“我的启蒙恩师是谭莹老师，她是钢琴家赵胤胤的母亲，我跟随她学习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后来谭老师从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被调到星海音乐学院，我就跟张眉老师学习。张眉老师是一位童子功很深的老师，也是一位指挥家。她对我很严格，我在她的教导下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后，便由陈朗江、林振纲老师夫妻二人带我，从初一一直到高三，他两人虽然是大学老师，但对我总是很有耐心地指导与严格要求，也多亏遇到了他们。”张老师说。
除了老师的悉心栽培，张维对音乐也是极为投入与执着。那时，为了准备升学考试，在林老师的要求下，张维为放寒假都没回家，就在学院的琴房坚持练琴。当时条件很艰苦，最难熬的是在琴房练琴没有暖气，特别冷。就这样，他每天上午9点开始练琴，直到下午5点才结束。每天练完琴，老师还会给他上两个小时的专业课，那个阶段提升特别快。后来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老师是巢志珏老师，当时钢琴系的副主任，也是出了名的好老师。张维说：“巢老师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音乐上，都很有德。包括后来我在俄罗斯留学，伊莲娜·克拉索夫斯卡娅、那勿姆·施达克曼老师们，对我们再专业上没有一点私心，免费给我们上了好多次课，这种精神让我很受感动，对我后来走向教师道路的影响很大。”
“后来者”更努力
因为家庭的影响，张维一直期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位专业音乐教师。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衡量再三，他还是选择了来到中国音乐学院，那时也正是中国音乐学院求贤若渴的时期。
在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几年后，学校要成立钢琴系，张维参与了筹建工作。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两所学校相比，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成立算是比较晚的，所以张维等人在向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还与不同专业的骨干积极交流，团结师资队伍，而且不断吸纳很多优秀学生和优良资源。比如为了举办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张维同钢琴系的其他老师，已经有十几个国庆假期没有好好地享受过了，并且总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到各个环节中，他们既要当司机，还要去订餐、摄像、录音、推钢琴、贴各种条幅。谈及为什么这么努力，张维老师笑着说：“举办这个国际钢琴艺术节，就是为了搭建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把这些国际一流的理念带到我们同学的身边，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很多同学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肩负宣传中国文化的使命
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师，除了传授专业，张维还会尽可能地用学术活动宣传中国文化。他说：“我们希望给大家营造一个很好的国际国内交流的大环境和氛围。我们有一个活动叫‘中国印象’，是个官方的活动，每年带着学生出国去演出，我们已经走了好多国家，像奥地利、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今年是意大利，明年我们去德国。因为我们是中国音乐学院嘛，还承载着一些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使命。今年，我们的意大利之旅收获很大，不仅去了意大利的4个城市，跟4所学校合作，演了3场中国钢琴作品，而且受威尔第音乐学院、乌迪内音乐学院、威尼斯音乐学院、罗马的塞斯蒂音乐学院等欧洲老牌且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邀请参与演出，还跟名校的校长、钢琴系主任做了很多交流。同时，我们也给他们送了好多中国作品的谱子、CD，展示了我国钢琴发展的百年历史。
我们的王黎光院长也提出了12字的办学方针：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这也是我们今后的办学方针。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音乐学院怎么会有西洋乐器专业呢？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我们可以站在民族的、自身责任的角度，要有责任感，不能完全忘了本。但同时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高度：吸取钢琴文化的精髓。比如俄罗斯，他们音乐的发展不是把三角琴这些民族乐器推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而是这些钢琴大师、小提琴大师、指挥家、作曲家对他们的民族种文化高度没有异议，所以我觉得恰恰是钢琴、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更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传扬出去，能够创造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我们演奏家、音乐家的培养，包括我们作品的积累、发掘、弘扬，这都是我们身上的责任。通过钢琴去弹奏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作品，在老外看来可能会比通过中国传统的乐器的演奏更加容易适应，所以经过我们在国外很多次演出的经历，我们在选曲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学东西不能太功利
众所周知，虽然我国钢琴琴童多，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音乐素养就高。张维老师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很大，但音乐人口，甚至说古典音乐的人口或者说钢琴的铁杆粉丝人数太少了。在我国，虽然说钢琴有百年的历史了，但古典音乐文化仅限在几个大城市，分布很不均衡。我们有时候带学生出去演出，可能就是那里的第一场专业的钢琴音乐会。其实，这些城市论条件，都可以听知名演奏家的音乐会，比如承德，离北京这么近，却没有举办过专业的音乐会。其实说白了，大家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古典音乐是什么，钢琴是什么，虽然我国的钢琴产量很高，但真正懂钢琴、会弹钢琴的人太少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张维认为是功利心在作祟。比如现在考级、比赛潮依然很热，或者很多家长让孩子学琴，是为了开发智力、增加修养，但是怎么学、学什么家长并不太关心，就觉得花钱了就完成家长的义务了，完全不知道音乐能给人带来什么。同时，音乐教育的模式缺乏专业性、规范性，音乐教育鱼龙混杂，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有的老师甚至完全不会教，但也没有人管。对此，张维深表担忧。
我的孩子“很不幸”
张维老师的儿子也是他的学生。都说自己的孩子教不了，但是张老师却不这样认为，反而在教儿子的过程中给了他很多启发与感触。“我的孩子4岁开始学钢琴，很乖，还学小提琴，他也没有觉得苦。任何事情的成功不都需要投入和坚持吗？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很快乐、很轻松的，你恰恰是认识到它的内容，你学进去、有兴趣了，才能感受到快乐。但作为老师、家长，你首先要知道快乐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往往有的老师将一些专业性的东西简单化、细致化，这样容易让学生找到一些乐趣，而不是一味地去训：你为什么不懂？你为什么不会？实际上可能是老师没有很好地讲清楚，往往这也是我们教学中的问题。目前很欠缺的就是如何让孩子们更好地体验音乐，让他们去展示或者说是交流这样的机会，因此，要让孩子们多上台演奏，而不是一味地考级拿证书。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考级，因为它已经产业化了。我觉得任何事情，形式是一方面，内容更重要。”张老师说。
抛开教师的身份，作为一位琴童的父亲，张维也有不少育儿经验值得分享。他说：“我的孩子可能在很多孩子当中是比较幸运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幸的一个。幸运的是我们家两个钢琴老师，不幸的是他学钢琴的时候不能出错，错一点点我们俩人同时就喊‘不对’，一点也不能错。他在男孩子里面算是比较能坐得住的，4岁左右就开始简单地弹琴，不到4岁半就正式学琴。同时，他很喜欢听音乐会、歌剧等，前几天我带他去国家大剧院听歌剧，他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坐不住，一直从头看到尾。我觉得可以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让孩子沉浸在音乐氛围中。因为现在的条件太好了。现在手机上、QQ音乐、虾米音乐上一搜索，乐谱全都出来了，全都是免费的，而且你还可以选择音质，有一个稍微好点的耳机就可以了。我上学的时候条件还不太好，假如想听一部音乐作品就要去图书馆查阅卡片，而且全是英文，查完之后去视听室听，都说那些黑胶唱片或老式的盒带，音质差，完全听不清楚。我现在就是特别想给基层的老师灌输一些意识：环境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听音乐的习惯。”
教师的责任重大
张维老师参与过很多社会音乐活动，接触过很多老师，所以他特别关注基础教育师资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比赛，有的孩子弹的曲子特别大，但是弹得完全不对，错音一大堆就来比赛了，说明老师根本没有在音乐上给他们把好关，其实就是师资的问题。我们学校有个考级，以前我没怎么参与过，后来我做了一些老师的培训，把我吓坏了。辛苦准备了好几天的演讲，他们根本没听懂，然而内容都是最基本的。我认为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源情况，我们的基数是很大，但实际情况确实不太理想。基数太大，师资跟不上，就会有一些人‘无证上岗’，完全没有资质的人浑水摸鱼。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感觉无所谓，反正已经花钱了，不管学成什么样子、弹得对与不对并不在乎。以前我觉得这种讲学太麻烦了，没有必要，但现在我不推脱了。作为高校专业的教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还是要发出点声音，更要跟我们的同行保持交流、沟通。”
在一些钢琴大赛，特别是令人记忆犹新的“北京国际钢琴艺术节”上，总能见到张维老师和蔼、胖胖的身影。然而，在他的背后有着沉甸甸的对音乐教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关注着中国琴童的发展，还积极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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